在中国书法史的长河中，张旭的《古诗四帖》如同一道奔涌的激流，以其纵横捭阖的笔势、狂放不羁的气韵，成为狂草艺术的巅峰之作。这幅传世墨迹纵28.8厘米，横192.3厘米，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，虽历经千年沧桑，却依旧能让观者在笔墨间感受到盛唐的气象与文人的风骨。
《古诗四帖》并非单一诗作的书写，而是张旭对四首古诗的合卷创作，分别为庾信的《步虚词》二首与谢灵运的《王子晋赞》《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》。从内容上看，这些诗作或描绘道家仙境的缥缈，或歌咏隐逸之士的超然，而张旭以狂草书之，恰是将诗中“遗世独立”的精神与书法“放浪形骸”的特质完美融合。他并非简单地“抄诗”，而是以笔墨为媒介，对诗歌意境进行了二次创作——诗中的“紫府”“丹丘”在扭曲的线条中化作云雾缭绕，“岩下老公”的矍铄身影则藏于顿挫的笔锋里，诗与书在精神层面达成了高度统一。
若论这幅作品的艺术魅力，首推其“狂而不乱”的章法布局。整幅作品没有固定的行列规整，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相互穿插、疏密交错，却始终遵循着内在的节奏韵律。开篇“东明九芝盖”五字尚显沉稳，笔锋蓄势待发；至“飘飘入倒景”一句，笔墨陡然放开，线条如惊蛇入草，笔断而意连；中段“王子复清旷”数句，字态忽大忽小，墨色或浓或淡，如群峰起伏、江河奔腾；收尾“衡山采药人”则渐趋收敛，笔势缓缓收束，给人以“余音绕梁”之感。这种从“收”到“放”再到“收”的节奏变化，恰似一场跌宕起伏的乐曲，让观者的情绪随之起伏，尽显狂草“以形传神”的艺术张力。
展开剩余37%而张旭的笔法，更是《古诗四帖》的灵魂所在。他善用“破锋”“飞白”之技，笔锋在纸上时而疾驰，时而顿挫，墨色在枯润之间自由转换——“虚”字的长竖如利剑出鞘，笔力千钧；“空”字的宝盖头则用墨轻淡，如浮云掠空；“风”字的撇捺舒展，似大鹏展翅，线条的弹性与力度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相传张旭作书前常“嗜酒大醉，呼叫狂走，乃下笔”，这种“酒后作书”的状态，并非真的“狂乱”，而是摆脱了世俗规矩的束缚，让情感与笔墨自然交融。《古诗四帖》中的每一笔、每一划，都是他内心情绪的真实流露，没有刻意的雕琢，却处处透着“天人合一”的妙趣。
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，《古诗四帖》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，更在于它推动了草书艺术的“解放”。在张旭之前，草书虽已形成体系，但多受章草的规整束缚；而张旭以狂草打破了这种局限，将书法从“实用书写”彻底推向“纯粹艺术”，为后世的怀素、黄庭坚等草书大家开辟了道路。后世评价其“草圣”之名，绝非虚誉——《古诗四帖》就像一面镜子，既映照出盛唐文化的自信与开放，也定格了中国书法艺术最自由、最奔放的瞬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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